新冠疫情蔓延叠加俄乌冲突持续正在深刻影响国际格局。在此背景下，一些拥有关键和优势资源的新兴经济体日益重视对自身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的管控，并逐渐掌握国家层面的“交易艺术”。而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陆续发布关键矿产清单，在运用资源杠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方面早已驾轻就熟。
概言之，即便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保持不变的背景下，只要国家利益仍然存在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刚性存在，掌握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仍会不时表现出“资源民族主义”的偏好。
在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变迁史上，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是“资源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从危机的起源来看，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民族冲突与地缘政治背景，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对抗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实属无奈之举，由此造成的全球“大通胀”（Great Inflation）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堪称20世纪全球经济的两大“至暗时刻”。因此，那场持续将近十年的大对抗，对全球经济发展而言只是一场没有最终赢家的双输格局。
数十年后，“资源民族主义”又有明显抬头之势，这给本就面临多重冲击的世界经济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全球关键资源供给由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而面临短期缺口，在推高资源价格的同时还可能造成供应链的局部断裂或调整。另一方面是美国在面临40年来最严重通胀情势下有可能祭出超预期、高烈度的货币政策，美国尽管可能由此稳住通胀预期，但对其他国家尤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经济冲击将很难避免。因为从过往的政策实践来看，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吸收损失能力较低或干脆缺乏经济免疫力的发展中国家，更多时候扮演着美国经济政策调整的牺牲品角色。
令人担忧的是，无论边际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七国集团（G7），还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着日渐吃重角色的二十国集团（G20），在面对包括“资源民族主义”在内的保护主义倾向时，一时都很难找到“最优解”哪怕是“次优解”。日前在华盛顿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原本应该聚焦全球经济和风险、全球卫生、国际金融架构和可持续金融等关键急迫性议题，但在当前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块状化与非合作性博弈加剧，严重影响着有实力主体在关键议题上的一致行动。而肩负着规范全球贸易关系和秩序、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世贸组织，也面临着问题清单太长且行动能力不足的现实瓶颈。
保护主义向来是全球经济稳定与持续发展的毒瘤，尽管“合成谬误”是各国对外经济与贸易政策的常态化现象，但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资源民族主义”“零和博弈”有害无益。200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已提出：在充分自由贸易的制度下，各国自然会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那些对它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而通过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换，有可能把个人与社会、各个国家与整个文明世界联系在一起。
值此关键时刻，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尽管存在诸多待解的复杂问题，但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责任。不管彼此矛盾如何错综复杂，都不应妨碍两国共同应对日益棘手的区域和全球经济问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